从戴自英、翁心华到张文宏 中国感染病学的“华山”路【米乐m6易游】

中国病毒感染病学的“华山”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鲍安琪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汉封城第二天。82岁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生教授翁心华收到通报，下午去上海疾控中心参与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医治专家组会议。他因此中止了当晚的年夜饭。

过年很差微信，他的学生、专家组组组长张文宏特地驾车来接他。在车上，翁心华笑着对张文宏说道，SARS时自己在上海摸了半年只摸了8个病人，这次上海首例发病才4天，就20个发病病人了(截至1月23日24点)。自己的第一感觉是，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比SARS还要更加强劲一些。

“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投进去研究这个疾病的防控，这与翁老师早期就警告我们要推崇这个病是有关系的。”张文宏告诉他《中国新闻周刊》。“17年前SARS时，我做到上海专家咨询组组长，想不到17年后我的学生替代我来做到组组长了。他很有能力，他不会做到得比我更佳。

”在这次上海临床医治专家组会议上，翁心华如是说。从传染到病毒感染2002年10月，翁心华被选为为第七届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不会主任委员，李兰娟等为副主任委员(后李兰娟接替第八届主任委员)。他们的首要工作目标，是将传染病学分不会更名为病毒感染病学分不会。

这就是指北京协和医院教授王爱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斯崇文到翁心华，三任主委接力赛的目标。新中国正式成立以后，中国医学界自学苏联模式，创建了以化疗肝病居多的传染病科。但业内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的病毒感染病学科应当与国际互通，与抗生素、公共卫生事业等融合，向“大病毒感染”学科重返。

这也是翁心华的老师戴自英多年希望的方向。戴自英曾师从青霉素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弗洛里，1950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

1955年，创立了华山医院传染科。1962年，翁心华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转入其附属华山医院传染病教研室工作。教研室主任是戴自英，翁心华的大学老师徐肇玥为副主任。

传染科工作条件艰难，完全是医院里条件最好的一个科室。戴自英规劝他们：“传染科医生要滚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死守得寄居贫苦。”与其他医院的传染科大都实施君主专制的苏联模式有所不同，自创立以来，戴自英主导的传染科就实施一种混合模式：既有苏联模式的专门收治传染性疾病的隔离病房，也有西方模式的收治感染性疾病的普通病房。

戴自英还是中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1963年在上海主持人创立了中国首家抗生素临床研究室。抗生素领域牵涉到许多出自于拉丁文的细菌名与药名，发音独有，连学外语的人也读书不许。戴自英的研究生，后来曾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华山医院党委书记的张永信回想，他们对戴老师的原版英式英语十分讨厌，但仿学很难。一次张永信试探地问能否录音，戴自英欣然同意，严肃地将常用细菌名快读一遍，个别类似的还加以反复。

后来那盘盗版磁带被同学们重复翻录。华山医院现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感染科副主任王明喜告诉他《中国新闻周刊》，华山医院病毒感染病学科的整个亚专科是国内屈指可数，与国际最互通的。这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是两条腿走路，由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两条线构成。

“有了这两块，你的感染科才确实能叫作感染科。”1984年12月，戴自英卸任。

翁心华接任他，兼任了华山医院传染科主任。他有意识地请戴老师发表文章，引发辩论，为学科转型做到打算。戴自英明确提出，厘清“传染”和“病毒感染”的概念，正本清源。

国内译为为传染病的“infectious disease”，在国际上被称作感染性疾病。虽然两者皆由微生物或寄生虫所致，但病毒感染病的概念小于传染病(contagious disease)，还包括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

这一了解渐渐沦为共识。1999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通过了学科改名的决议。更名必须取得民政部的批准后。

经过三年审批，再一在翁心华的主委任上取得批准后。翁心华说道，这不是三个字名称的改动，实质上是学科南北的变革。

“这种拓宽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与国际互通的必定拒绝。”SARS预防的上海标准翁心华刚刚接替中华医学会病毒感染病学分不会主任委员，就遭遇到根本性脑溢血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SARS来了。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病例在广东佛山市再次发生。

2003年2月，上海冲破了预防SARS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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